新京报：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一年来，你参加了哪些履职活动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
郭锐：这一年来我感觉自己特别忙，同时也感觉特别充实，参加了很多调研活动。印象最深的是到技工院校的调研。我了解到，很多技术工人技校毕业后，拿的是高级技工的职业资格，按照相关政策规定，应该享受与大专及以上学历同等待遇。但是，由于没有相应的学历证书，实际工作中很多待遇并不能落到实处。企业招工还是喜欢要那些有大专以上学历，同时具备高技工资格的毕业生，所以技工院校的中等学历，就业是比较困难的。
新京报：你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？
郭锐：这次人代会，我准备提的建议就是有关技工教育的，让技工学校的毕业生也能得到高等学历的文凭。我认为，围绕技能人才的培养，今后用一个什么样的学历来证明他受过高等教育或者高职教育，这非常重要。
我国的技工教育体系中，高级技工等同于大专学历，预备技师等同于本科学历，如果技工教育能跟职业教育一样享受同等学历待遇，能够互相核发学历证书，这能让家长、孩子更愿意接受技工教育，同时也能提高整个社会对技工学校的认同度。目前，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，更需要有专业技能的高技术人才，这样更贴近于实践操作，更符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。所以学历互认势在必行。
新京报：学历互认，现在具备条件吗？
郭锐：这在操作上实际已有先决条件。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，职业教育更倾向于理论，技工教育更倾向于操作，两者是互补的。例如一些高端人才职业院校培养多一些，而一些操作性强的行业则更需要技工类院校的学生。如果给他们同等学历待遇，两类人才实现共通，那么更有利于我国产业的发展，让这两者共同成为我们国家制造业发展的脊梁。
不过，职业学校隶属于教育部门，技工院校属于人社部门管理。所以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还需要从顶层设计上规范。
新京报：去年人代会，你是不是也提了一个与技工教育有关的建议？
郭锐：是的，我去年提了一个“大力加强技工教育的建议”。我一直关注技工领域，就是希望在大家眼中，技术工人能成为一个体面又有尊严的职业。
新京报：你的工作领域是高速动车组转向架，这对于技术工人的要求有多高？
郭锐：转向架作为高速动车组的走行部，是高铁列车的核心部件。如果把我们生产的动车组比喻成一辆汽车的话，我们的转向架就相当于一辆汽车的底盘。我们每一个零部件装配的精度都非常高，有些装配的精度要求，完全可以控制在0.02到0.04毫米，那也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头发丝的1/3到1/4。所以对技工的水平要求很高。
新京报：你从进厂到现在已经22年，22年间从一名学徒工，成长为一名首席技能专家，这个成长过程难不难？
郭锐：我觉得我受的挫折并不是特别多，我很感谢职业技能大赛。我们公司在青岛，2002年第一次参加青岛市的职业技能大赛，我是参赛选手，拿到了第二名，领导当时关注到我了，就有意地安排了一些锻炼机会，比如培训、调试新产品等，后来我又参加了省级职业技能大赛、全国职业技能大赛，就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，从中级技工到高级技工，2004年27岁时已经是高级技师了。
不过，有人总结说，我的技术跟我有“强迫症”有关，我自己也觉得对工作有“强迫症”，每次不管干完什么活，我都会反反复复检查，养成习惯了。哪怕是弄一个材料，明明这个材料整理完了看了一遍了，打印完以后还要再看两遍。
新京报：这种“强迫症”，帮你避免过犯错误吗？
郭锐：这个肯定有，虽然我是一名高级技师，也不敢保证百分之百每次干完活，一次就做好。但是我能保证，通过我自己的二次检查、三次检查，能及时把问题找出来，这就是对产品质量负责的一种态度吧。
新京报：进厂22年一直在一线，这期间有没有转岗的机会？比如转管理岗，坐办公室？
郭锐：这样的机会肯定有。我从最初的一个进厂实习生，到跟着师傅成为一个合格的工人，通过职业技能晋升到了技师、高级技师，当过班长，甚至还干过代理的工段长。这个过程当中，领导也问过，你想不想转管理？我觉得一个管理岗位很多人都能干，自己没啥特别的。如果转管理岗，就等于要扔掉自己学的那些技能、掌握的那些知识，损失太大了。
而且我有一种感觉，每次拿起一些工具，比如拿起一个钳子、一个锉刀、一个手锤，我就感觉这个动作实际上已经刻在我的骨髓里了。真不忍心为了自己不用出这个力了，干这个活了，把它放弃掉，就感觉不舍得，所以我就放弃转岗了。
虽然没转管理，可现在我被评选为中车的首席技能专家，十几万职工当中只选出了19个首席当专家，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荣耀。
新京报：放弃转管理岗，家里人知道吗？他们支持吗？
郭锐：他们知道。其实不只是在我们企业里边，还有一些技师学院、技师学校也聘请过我去做老师，我也没去，这些他们也都知道。我的父母也都是技术工人，他们能理解我的选择。孩子那时还小，现在大了，觉得有一个首席技能专家爸爸，非常自豪。
新京报：你带徒弟了吗？
郭锐：带了，从我干高铁以后到现在带了23个徒弟。
新京报：22年才带了23个徒弟？
郭锐：如果把我培训过的都算上，那几百个也不止。但是真正说我看好这个徒弟了，我想把他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才，这样的只有23个。我觉得带徒弟不一定要多，而是在于精。带徒弟其实也是以点带面。我去培训，讲完理论了也教大家怎么操作了，可是培训的效果肯定没有手把手教的好。但是我又没有精力手把手教几百个人，所以只能缩小范围，教好徒弟，再让徒弟去带更多的人。
新京报：你选择徒弟的标准是什么？有徒弟被你训哭过吗？
郭锐：我带徒弟，从来不是徒弟来找我，而是我去选徒弟。我会找平时愿意学习先进理论知识，比较聪明，同时对自己要求上进，能吃苦耐劳的好苗子。有的徒弟确实差点被我训哭过。如果不用我问，徒弟自己就经常提问，师傅这个活为什么这么干？为什么这个环节我总干不好？这样主动动脑筋的徒弟，我肯定不会训他。可是，如果不主动动脑子，一个错误下次还犯，我就会训得比较严厉。
我带徒弟还有一个习惯，第一天，我不会给他讲机械原理、装配工艺，而是跟他说，既然当我的徒弟，首先要对高铁产品有一种敬畏之心，跟他分析世界各国在车辆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故案例，让他感觉到，干这个活有这么大的风险。
新京报：为什么这么做？
郭锐：想培养一种敬畏之心，不仅仅是对产品，而且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。分析完案例我会跟他说，你看，你的一个小的失误，有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列车的颠覆，危及所有人的生命，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会受一辈子谴责。
新京报：你最满意的徒弟成长成什么样？
郭锐：我们一共四个层次，首席技能专家、资深技能专家、技能专家、公司专家。现在有三个徒弟已经是资深技能专家，四个技能专家，还有几个公司专家。
新京报：你参与了和谐号、复兴号的研发和生产，从一个专业技工的角度来看，你觉得中国高铁现在在世界处于什么样的水平？
郭锐：我觉得中国高铁起步是比较晚的，但是我们跑得快。2004年那时候，可以说我们还是跟跑者，可是现在我们的一些技术绝对是国际领先水平，已经从跟跑者、并跑者逐渐成为领跑者。
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
